家长写给孩子的一封家书格式

家长写给孩子的一封家书格式

书信既是散文中具有实用性质的文体,又是人与人之间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家书,是书信中最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式,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名篇佳作层出不穷,许多家书至今仍有极强的生命力。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他认为书信产生于春秋时期,产生的原因则是交往频繁的需要。从物质层面上说,甲骨文时代,以龟版及牛肩胛骨为书写材料,主要内容为占卜;青铜时代,以钟鼎为材料,主要内容为纪功、纪事;春秋战国时代,以竹简、木牍以致缣帛为主要书写材料,“书介”也随之产生。由于物质层面的限制,同时为了避免麻烦,使者往往是面受辞语,书信的普及流通尚无法实现。

汉代以后,纸张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场革命,它的出现真正使文字的流通得到了普及。与此对应,书信也凭借纸张而迅速普及。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形式也普及开来。汉、三国时代的一些家书,有不少已成为流传近2000年的名言警句,比如东汉名将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中,谆谆告诫他的侄子马严、马敦,让他们向龙伯高学习,不要学杜季良,“效〔龙〕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鵠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杜〕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诸葛亮的《诫子书》更是流传千载,脍炙人口:“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復何及!”“画虎不成反类狗”、“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佳句,谁能想到这是汉代人在家书中告诫子侄的谆谆嘱咐呢?

家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体例和格式上都有具体要求,在行文上因接受书信者的身份地位、长幼尊卑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讲究,在遣词用句上也有具体规定,许多讲究和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台湾省、香港及海外华侨之中多见,而祖国内地已不多见)。由于纸张的不易保存,汉代的纸质家书笔者未曾见过,就管见所及,传世法帖之中,以二王父子的“帖”为最早,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中,多为书信短札,即与亲友的书信,因残损过多,书信的完整格式不十分清楚。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是西晋末西域长史李柏发出的一封信的草稿,虽然是“公函”,但我们可以从中大致推断出“家书”的格式,因为“家书”是承袭“公函”的格式而来。

从晋至唐,一直到宋代,教人们如何写公私书信的书统称之为“书仪”,一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1900年发现的敦煌藏经洞中,就保留了几十种共100多件写本的“书仪”,更有一批唐代的“家信”抄件或原件,这些珍贵的文献,使我们对如何写“家书”,有了明确而直观的了解。

这里仅为读者举两个例子,说明在唐五代时,尊卑、上下、亲疏的关系在撰写“家书”时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淆乱。

在敦煌写本《书仪》中有一篇叫“公私平阙式”。“式”是一种法律规定,“平”指行文遇到特定的字要提行另写,称为“平出”,“阙”指行文中遇到特定的字要在此字上空两字格或一字格。这里我们不谈公文中的平出、空格等问题,仅谈家私书札中的规定。敦煌本郑余庆《书仪》中记载,“高祖、曾祖、祖、翁婆(指父母)、外族耶娘……”等字“准式并平阙”,就是说遇到上列规定的字词要提行或在字前空两格,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墓所、茔所、望问、清誉”等规定的数十个词要“准式阙二字”,即在上述词前空二格。这种规定,后世发展到“双抬”,即不仅遇到特殊的字要提行高出其他行两个字;“单抬”,提行高出其他行一个字;“平出”,即提行另书;行文中遇到特殊字仍要上空两字或一字格。这种影响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在家书中,受信人不同,应用轻重不等的语词,这里从略,这里仅说“家书”信封上最后一两个字的用法:若写给父母,封面最后两个字是“几前”,若父母写给儿女,封面最后一个字是“发”。我们今天看到有人给长辈写信,在信封上写“×××教授敬启”,真不知这里的“敬”字是“敬”谁,令人哭笑不得。

上例是想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因受信人和写信人的身份关系,从书信的文字、称呼及信封上的用字都有十分严格的规矩,而祖国内地多数人已不甚了了。

家书写完之后要送达受信人,在清末新式邮局出现之前,私人信件则大多是托人携带,“柳毅传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汉代之后的书信多用“函”,即小木盒盛。《世说新语·任诞》中讲东晋殷羡字洪乔,由建康(今南京)出为豫章(今江西)太守,都下士人托他给豫章的亲属带信共有百余函,殷羡走到石头,将所带百余函“书”悉投水中,并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因此,后世称那些丢失别人书信者为“付诸洪乔”或“洪乔之误”。唐代之后,多数的家书只要封起来即可,敦煌文献中即有折叠的样式。

家书作为散文的一种形式,是亲人之间互报平安、倾诉衷情、议论时政的一种私密性文字,真情实感最易流露,社会真相也极少遮掩,所涉及的又均为真人真事,其中透出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它是社会的一面未扭曲的镜子。例如,曾国藩1864年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在谈及请淮军一同“会剿”协助曾国荃攻打天京时,曾国藩说:“余亦必将赶到金陵会剿,看热闹也。”“看热闹”三字在收入文集时即已删去,但这恰恰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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