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然规往,欣然规往是什么意思

也辨“欣然规往”与“欣然亲往”

盛大林[1]

(北京大学 新媒体研究院,北京 100871)

欣然规往,欣然规往是什么意思

本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19年第4期,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至少二百多年前,《桃花源记》“规往”与“亲往”之争就已开始,因为钱锺书的介入及各种出版物的全面更改,一字之争再引众议。究竟孰对孰错?本文自古籍版本的考证出发,从事理逻辑及谋篇构思的角度深入分析,并援引传世墨迹加以佐证,从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钱锺书等人主张“规往”的理由不能成立,“亲往”才更符合上下文意及作者原意。在此基础上,本文列举了因为“规往”而带来的文字混乱,呼吁正本清源,回归“亲往”。

关键词:桃花源记 陶渊明 欣然规往 欣然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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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濡精校评点《古文观止》的页面

喜欢读古籍。线装,竖排,繁体。这样的书捧在手里,有一种与古贤对话的感觉。

日前从旧书网店淘到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王文濡—精校评点的《古文观止(下)》。虽然不是线装,但自然发黄的纸质却散发着历经岁月的古香味儿。因封底和版权页残失,已不知出版于哪一年。据经验判断,可能为民国时期的版本。随手翻阅,就看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我很喜欢的篇章,所以就读了下去。看到最后一句,忽然感觉不对。“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怎是“欣然亲往”呢?不是“欣然规往”吗?赶紧查证,发现自己并没有记错:现在出版的《古文观止》,包括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欣然规往”。那么,是王文濡和中华书局错了吗?再细查,才发现:这竟是一个已经打了数百年的文字官司!

清代学者王应奎(1683—约1760)在《柳南随笔》中说:“读书须读古本,往往一字之误,而文义遂至判然……又《桃花源记》‘欣然规往’。规,画也。规(規)字与亲(親)字笔画相近,今本亦多误刊,而不知既云‘亲往’,下文不应又说‘未果’矣。”[2]也就是说,至少二三百年前,“规”与“亲”之争就开始了。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发达,文书传承大多依靠手抄。虽然宋代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推广。即使到了清代,抄书仍然非常普遍。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共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分藏全国各地的七部都是手工抄写出来的,多达3800多人参与其中!而手抄难免笔误,虽然还有校勘,误写仍然常见。尤其是字形相近的汉字,误写的概率更高。比如,古文中繁体的“親”和“規”非常相像,一不留神就会错写误刻。可以推断,《桃花源记》之所以出现“规往”和“亲往”两种版本,应该是抄写手误导致的。那么,到底哪个字为正、哪个字为误呢?

一, 古今中外的各种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龚斌在《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的例言中说:《陶渊明集》最早的版本是梁萧统编的八卷本,之后北齐阳休之编成十卷本。北宋时,流行的陶集有数十种之多,淆乱纷杂,真伪难辨。“《陶渊明集》因无数次转写翻刻,鲁鱼亥豕,触目皆是,早在宋时就有‘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之叹。此乱大多是因转写致误,也有一些是后人臆改。”[3]

现代著名学者钱锺书(1910—1998)在《管锥编》中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按陶澍(1779—1839)注《陶靖节集》卷六作“规往”,注:“焦本云一作‘亲’,非”;是也。“欲往”可曰“未果”,“亲往”则身既往,不得言“未果”矣。“规”字六朝常用,如《魏书·孟表传》:“云是叔业姑儿,为叔业所遣,规为内应”,又《尔朱荣传》:“我本相投,规存性命”,皆谓意图也。[4]

毛氏汲古阁也曾收藏过宋版《陶渊明集》。汲古阁创始人毛晋的次子毛扆在《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说:“宋版《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记》中‘闻之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谬甚。”这段话被后世校勘家一再引用,是“规往”说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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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纮本《桃花源记》中为“规往”

清代的黄丕烈(—“喜藏书,搜购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为‘百宋一廛’。”嘉庆九年(1804),他约请著名校勘家顾广圻(1770—1839)撰写了《百宋一廛赋》,并亲自为此赋作注释。《百宋一廛赋》有一节专门提到了黄所收的宋本《陶渊明集》:“尔其陶诚夐世,签题元笔。规往之外,几尘屡拂。”黄丕烈注曰:“《陶渊明集》十卷,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六字,汲古阁珍藏秘本目云‘与世本夐然不同……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云云,即此本也。”[5]

现代文史学者范宁(1916—1997)曾在一篇题为《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章中提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极少的,一般都是传抄的,宋代以后有刻印,但仍旧有人抄写。抄错了,刻错了,总是难免的。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有一句‘闻之,欣然规往’。苏轼抄本和后来的一些刻本都作‘亲往’,只有一个宋刻本作‘规往’。的确,‘亲往’比‘规往’好懂,但下面接着说:‘未果,寻病终。’既然‘亲往’就是去了,怎么又说‘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吗?看来‘亲’是错字,应该作‘规’。‘规往’就是打算去。古人作品中这样的错字是不少的。”[6]

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在《陶渊明集笺注》中说:“规,绍兴本、李注本作‘亲’。非是。”[7]在袁行霈编校出版的多本《陶渊明集》中,选择的都是“规往”。

明清时期的藏书家、校勘家们言之谆谆,刻版印行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对此,笔者查阅了大量选有《桃花源记》的古籍和图书——

上海涵芬楼藏元翻宋本原书版《四部丛刊集部·笺注陶渊明集》中为“亲往”。[8]

近藤元粹纯叔评订《陶渊明集》(明治二十七年,日本青木嵩山堂梓)中为“亲往”。[9]

《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选,光绪二十八年新化三味堂重刊)中为“亲往”。[10]

《古文观止》(许啸天译注,沈继先校订,群学社民国十八年版)中为“亲往”。[11]

《陶渊明集》(影印苏写本,线装书局2000年出版)中为“亲往”。[12]

《陶渊明集》(上海群众编辑部校点,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民国十五年版)中为“亲往”。[13]

《陶渊明集》(傅东华选注: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中为“亲往”。[14]

《陶渊明集》(大新编辑部校点,大新书局民国二十四年版)中为“亲往”。[15]

《陶渊明集》(王瑶编著,中华书局1956年版)中为“规往”。[16]

《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选,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为“亲往”。[17]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为“规往”。[18]

《古文观止译注》(阴法鲁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为“规往”。[19]

《陶渊明集浅注》(唐满先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为“规往”。[20]

《陶渊明集校注》(孙钧锡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为“规往”。[21]

《陶渊明集注》(金融鼎编注,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为“规往”。[22]

《陶渊明集译注》(魏正申著,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为“规往”。[23]

《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为“规往”。[24]

从以上17本著作中可以看出:1950年代之前基本上都是“亲往”,1950年代之后“规往”卷土重来,1980年代之后则基本上都变成了“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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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除古籍文献外,历代传世的书法作品也可作为佐证。因为《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历来为文人书法家们所喜闻乐书。传世的经典书法作品,同样具有版本价值。几经检索,笔者共找到了10位古代文学艺术家书写《桃花源记》的墨迹,他们是: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文徵明(1470—1559),明代著名理学家、蕺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1578—1635),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金陵八大家之一龚贤(1618—1689),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朱耷(1626—约1705),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黄慎(1687—约1770),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校勘家何焯(1661—1722),清代书法家、收藏家蒋天寅(生卒年不详)、清代书法家周仪(生卒年不详)。其中,郑板桥和蒋天寅书写的《桃花源记》没有最后一段,其余8人中,只有朱耷写为“规往”,其他7位写的都是“亲往”。

由此可见,虽然明代以降几位收藏家或校勘家不断地大呼“谬甚”且“几尘屡拂”,但并未得到刻印界及文艺界的认同。毛扆、黄丕烈等人开口“时本”、闭口“世本”,其实这两个词本身就潜含着自己的“版本”非主流的意思,因为“时本”或“世本”才是通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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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二, 上下文意及其情理逻辑

“规往”为什么得不到普遍的认同?因为他们的理由经不起推敲。

“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翻译成白话就是:“(刘子骥)听说有人发现了一个桃花源,很高兴地亲自前去寻找,但没有找到。不久,他就病逝了。”自然承接上文,非常合情顺理。用范宁先生的话说,就是“好懂”。

但王应奎等人却把这句话解释为“……很高兴地规划前去寻找,但没有实现。”所谓“没有实现”就是计划没有落实、没有去寻找。他们认为,既然“亲往”了,就不能说“未果”,因为二者“自相矛盾”,所以倒推出“亲往”是错的。这种说法实在莫名其妙。去找了,没找到,再正常不过。此前,武陵太守已经派员随渔人去找过,也没有找到,连渔人自己都找不到了,怎么就“自相矛盾”呢?原本很“好懂”的句子,偏要绕来绕去,简单问题被复杂化。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专门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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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慎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自给自足,环境优美;没有赋税,没有战乱;邻里和睦,怡然自乐。这样的“世外桃源”,无人不心向往之。听说发现了这样的地方,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当然是兴奋异常,迫不及待地要去寻找!武陵太守的表现就是这样的——他听完渔人的汇报,“即遣人随其往”,片刻也没有耽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刘子骥应该怎么做?当然是“欣然亲往”,而且也应是“随即”。然而,王应奎们却硬要刘子骥做个“规划”,竟然还没有成行,这不是很滑稽吗?

“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与“后遂无问津者”也存在内在的关联。正是因为连像刘子骥这样的人物都未能找到桃花源,所以别人都死了这条心。如果刘子骥没有去找过,其他人为什么都要放弃呢?

《晋书·刘驎之传》[25]记载:“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驎之固辞不受。”“驎之虽冠冕之族,信义著于群小。”“去家百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晋书·刘驎之传》称刘子骥“居于阳岐”。《世说新语笺疏》在笺疏中称:“水经注三十五云:‘江水又右径阳岐山北,山沈大江。’寰宇记一百四十六云:‘阳岐山在石首县西一百步。’”[26]也就是说,刘子骥不仅真有其人,而且确实是“好游山泽,志存遁逸”的信义高洁之士,甚至还曾有过“寻索”仙境的经历!

桃花源本是想像之境,陶渊明当然心知肚明。既然虚构故事,为什么要把一个真实人物写进去呢?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在文后的注释中也引用了《晋书·刘驎之传》中那个“寻索”仙灵方药的记载,并分析说:“这是晋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诗人加以改造附会于此,目的是借刘子骥的真实姓名,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27]笔者认同这个观点,同时认为刘子骥的植入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给这个故事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小说家”,他要努力让读者相信桃花源的存在,但又不能让世人真去寻找,因为桃花源纯属虚构。若使世人纷纷探寻,就有诓人欺世之嫌。但这两个目标显然存在悖论式的冲突。那么,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惟有刘长史”!他“好游山泽,志存隐逸”,甚至有过“寻索”仙灵方药的经历,听说有人发现了“世外桃源”,他肯定会“欣然亲往”。更重要的是,刘子骥声名远播,公信力高。既有经验,又有公信——他的亲往,可以让人相信发现桃花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寻之未果,又可以让世人断了继续寻找的念头——连刘子骥都没有找到,其他人也就别再枉费心机、浪费时间了。于是,水到渠成,“后遂无问津者”。前文大肆铺陈是“放”,最后借力挽结为“收”。在这虚实相生、收放自如之中,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子虚乌有的“大发现”就此了结,这篇文章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这样的巧妙构思及情理逻辑有一个环节非常重要,那就是刘子骥的“亲往”,因为他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他没有去找,上述两种效果都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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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桃花源记》没有最后一段

从行文的角度说,如果刘子骥只是有去寻找的想法,而没有付诸行动,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写他。写了,还不如不写。搬出一个神奇人物,有心动却没行动,犹如虎头蛇尾、狗尾续貂。另外,刘子骥“闻之”,却没有马上去找,计划最终还流产了,这说明什么呢?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就是:他不重视,或不相信——这难道不是这篇文章的失败吗?

清代书法家郑板桥和蒋天寅书写的《桃花源记》都没有最后一段,即以“不复得路”结尾,未知是否与“规往”有关。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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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天寅书《桃花源记》也没有最后一段

三, “未果”到底是什么意思?

“规往”说否定“亲往”,是从“未果”倒推出来的。既然“亲往”就不能再说“未果”,既然“未果”就不会是“亲往”,“亲往”与“未果”自相矛盾,这就是“规往”说唯一且关键的依据。所以,厘清“未果”的涵义非常重要。

“未果”一词最早就是出现在《桃花源记》中。在“亲往”说和“规往”说的两种解释中,“未果”的意思是有差别的。前者对“未果”的解释是“没有结果”,即(某种行动)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在《桃花源记》中就是没有找到桃花源的意思。而后者把“未果”解释为“没有实现”,即规划没有变成行动,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刘子骥)没有去寻找桃花源。也正是因为“没有去找”,所以才说“亲往”与“未果”自相矛盾。显而易见,两种解释都是为了自圆其说。换句话说,如何解释“未果”,直接影响前文的判断。那么,“未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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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古文中,“未果”并不鲜见。笔者很容易就从古籍中找到了几个含有“未果”的句子。其中有些句子的“未果”,确如王应奎等人所言,是“没有实现(计划)”或“(意图)没有变成现实”的意思,比如——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纪六)[28]

“欲……未果”,这个句子特别符合钱锺书所设置的语境。但并非所有的“未果”都处在这样的语境中。比如——

“朱熹进对,以为言,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之,未果。”[29]

《宋史》中这句话的“未果”,显然是说朱熹和彭龟年共同弹劾侂胄没有成功,而不是说弹劾没有变成行动。如果按照钱氏的说法,这段话也是前后矛盾的。实际上,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再如——

“元淳自奉俭约,在官惟日供韭一束。喜接诸生,讲论至夜分不倦。屡乞病未果,竟以劳卒于官。”[30]

这一段出自《清史稿》。此中“未果”也是“没有结果”之意,即屡次称病辞官没有得到批准,最终死在任上。按照“规往”说的理论,既然“屡乞病”,就不能说“未果”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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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书《桃花源记》中为“规往”

由此可见,“未果”的涵义既可以是“没有实现”,也可以是“没有结果”。具体怎么解释,要看具体语境。其实,“没有实现”也只是“没有结果”的一种表现。王应奎等人偏执于一义,把“没有实现”作为“未果”的唯一解释,并以此作为逻辑前提,从而倒推出了“亲往”“谬甚”的结论,实在荒唐!

实际上,直到今天,“未果”仍被经常使用,而且涵义大都是“没有结果”。比如这些新闻标题——

叶永青抄袭事件未果,另一抄袭事件又开始了!”

女大学生应聘52次未果崩溃,自杀3次!”

2019年全景视觉翻拍孔子像索赔未果”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至于前文所引钱锺书对“规往”的注释文字:“‘规’字六朝常用,如《魏书·孟表传》:‘云是叔业姑儿,为叔业所遣,规为内应’,又《尔朱荣传》:‘我本相投,规存性命’,皆谓意图也。”只能说明“规往”中的“规”字在这里可以说得通,并不意味着“亲往”是错的。反观“亲往”之“亲”,无人不解其意,连提供旁证的必要都没有。

可见,“规往”说对“未果”存在严重的误读,导致对全句的误解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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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焯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四,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在主张“规往”的古籍版本中,“规往”二字的下面,都会用小字注明“规,一本作‘亲’”等字样,但在其他众多主张“亲往”的版本中,“亲往”二字的下面却都没有“亲,一本作‘规’”之类的小注。“亲往”版的编选者都不知道“规往”之说吗?应该不会。如果知道,为何不注?笔者以为:可能是觉得“规往”明显错误,不必注明。

同时,“规往”的编选者都会在前言、例言或序言中,专门提到“规往”,并加以论证。“规往”选本的收藏者,甚至还会专门写文章为“规往”呐喊。但“亲往”的编选者,却从来不提“规往”——文中没小注,前言也不提,更不写文章回应,就像“规往”不存在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可能是认为所谓“矛盾”荒诞不经,不值一驳,所以选择了无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最早为“规往”辩护的毛扆和后来积极跟进的黄丕烈都是“规往”说宋刻《陶渊明集》的收藏者,他们在指谬“时本”的时候,那个“宋本”正在他们手里。作为收藏家,他们当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收藏的版本是正确的。在证据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的口供或书证,证明力是比较弱的。对此,后人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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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仪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五,“规往”带来的文字混乱

一直通行的“亲往”,突然被改作“规往”,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是造成了出版界的混乱。同为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陶渊明集》把以前的“亲往”变成了“规往”,1959年出版的《古文观止》又变为“亲往”,后来又变成了“规往”,翻来覆去,莫衷一是。1980年代以来,虽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改成了“规往”,但也还有一些出版机构坚持“亲往”,比如岳麓书社1984年10月出版的《古文观止(言文对照)》[31]。此外,知识界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不时有人表示困惑或提出质疑。

《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刊登过一篇读者与专家的问答,[32]专门是为了“规往”的。来信不长,全文如下——

我父亲今年89岁,高小毕业,记得年轻时所读课文《桃花源记》中有“欣然亲往”句,而现中学语文皆为“欣然规往”,到底是“亲往”还是“规往”?此事已困惑父亲多年,四处探究毫无结果。父亲脾气耿直,遇事较真。虽年事已高,但耳不聋眼不花,心情好时,还可提笔写几页蝇头小楷,只是为此事耿耿于怀。每次回农村老家他总是念叨此事。请您在百忙之中帮助查一查,此文新旧版本为何不同?到底原文是何字?又是如何演变的?

该杂志编委、知名学者白化文教授作了长达六七百字的解答。他认为应该是“规往”,所引的核心证据也是钱锺书的那段文字。这种观点及论证的荒谬性,上文已经辨析,这里不再赘述。《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经典文章,但凡读过或学过的人都会印象深刻,甚至倒背如流。相信很多经历了从“亲往”至“规往”之变的读者都会一头雾水。从这篇问答可以看出,因为中学教科书及各种出版物把“亲往”改为“规往”,带来了语言文字的混乱,令很多人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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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贤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咬文嚼字》2002年第10期还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未果”是“没有结果”?》的文章,署名“爱农”[33]。这篇五六百字的文章是专门“指正”《人民日报》的,而“错误”就出在“未果”上。先照录该文的第一段——

《人民日报》2002年4月18日第3版刊登了一组消息,标题是“鲍威尔与阿拉法特会谈未果”。乍看标题,疑窦丛生。据我所知,鲍威尔与阿拉法特不是举行了两次会谈吗,怎么说会谈没能举行呢?细读消息内容,说的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17日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被围困的拉姆安拉官邸结束了同阿拉法特的第二次会谈,会谈没有就在本地区实现停火等问题达成协议。”原来如此!

这篇文章称《人民日报》的标题有语病,认为既然会谈举行了,就不能说“未果”。若说“未果”,就是会谈没有成为事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在第三段援引了《桃花源记》,这也是此文唯一的论据——

说到“未果”,我们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句子:“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意思是说,刘子骥听说有桃花源这个地方,高高兴兴地打算着去。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不久病逝,以后再也没有人去访求了。显然,这里说的是没有去成,而不是没有找着。有没有成为事实与有没有得出结果,二者存在重大差别,决不可以混为一谈。像《人民日报》的这组消息,标题还是改作“鲍阿会谈未能取得成果”为宜。

古往今来,“未果”都有这种用法,竟然被认为是“语病”。作者显然没有对“未果”作任何的考证,他判定《人民日报》犯错的主要依据就是《桃花源记》中因为“规往”而对“未果”作出的解释。殊不知,这个解释才是错误的,“未果”原本就有“没有结果”的意思。不过,有一点作者没有说错,那就是一说起“未果”,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桃花源记》,因为在含有“未果”的文章中,《桃花源记》流传最广,影响因子最高。

假作真时真亦假,谬为正时正却谬。岂不悲哉?!

六,为何突然全面大更改?

一二百年时间里,校勘界没有人再站出来主张“规往”,“亲往”几乎成了标准版本。为什么会发生大逆转呢?没有人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在上文列举的6本1980年代之后出版、改“亲”为“规”的书中,只有3本对改动作出了说明,从中可以窥出一些蛛丝马迹。

阴法鲁在他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1981年出版)中为“规往”所作的注释称:“规:原作‘亲’,据《拜金楼丛书》本《陶靖节诗集》改。”[34]陶澍注《陶靖节诗集》确实作“规往”,但几百年前即是如此,为什么现在才循而改之呢?这个说法不能服人。

孙钧锡的《陶渊明集校注》(1986年出版)也采信了“规往”。该书在内容提要中说明“本书以清陶澍《靖节先生集》为底本,改编体为编年,并参考各本,去伪存真,力排异文,为恢复陶著本来面目,较好地体现陶渊明思想发展状况,做了大量工作。”[35]也是把陶澍捡起来了。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1996年出版)在为“规往”所作的注释中引用了陶澍本原校:“焦本云,一作‘亲’,非。苏写本、李本作‘亲’。曾本云,‘规往’下一本有‘游焉’二字。汤本、咸丰本同。按,作‘规’是。”[36]——又是陶澍!

陶澍的“规往”已经沉寂了二三百年,几乎被人淡忘。况且,史上为“规往”张目的学者并非只有陶澍,王应奎、毛扆、黄丕烈都是“规往”的吹鼓手,而且王应奎主张“规往”还早于陶澍。为什么当代学者突然都开始采信“规往”,而且都只提陶澍呢?龚斌在《陶渊明集校笺》的注释中引用陶澍本原校之后,又在后文的笺注中引用了钱锺书《管锥编》中的那段札记[37],而钱的札记就是先引用了陶澍的那段话,然后作出了进一步的诠释。

脉络是不是昭然若揭?笔者觉得:上述三人很可能都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1979年8月,《管锥编》一套四册(后来增编为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钱锺书声誉鹊起。在学术界,钱氏一言九鼎,俨然成了权威。《管锥编》引用了陶澍,学者们都跟着“言必称陶澍”;钱锺书说“规往”是对的,大家都跟着说“亲往”是错的。中国向有跟风盲从的风气,发生这种情况倒也不足为怪。

当然,在《管锥编》出版之前,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已于1979年5月出版,王瑶编注的《陶渊明集》更是早在1956年8月就已发行,但他们的影响显然远远不及钱锺书。况且,二人只是作了与前人不同的异文选择,却未阐释其中的缘由。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钱锺书。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

(一) 事实层面:自宋代有刻本传世以来的几百年里,“亲往”一直是绝对的主流。大约1950年代之后,“规往”卷土重来,1980年代之后反辅为主。

(二) 学理层面:所有主张“规往”的人,所持的都是同一个理由,即发端于毛扆的“谬甚”论,后来衍生出“自相矛盾”说。但,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三) 文艺层面:从语境及行文来看,“亲往”比“规往”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加跌宕起伏,并富有文学性。

因此,笔者认为:真正“谬甚”的不是“亲往”,而是“规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出于对传统文化经典的敬畏,也为了文化传承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应该正本清源,将《桃花源记》中的“规往”恢复为“亲往”。

“Plan to go with pleasure” or “ Go with pleasure in person”?

–A research on the wording in Tao Yuanming’sAnPeach-blossom Spring

Sheng Dalin

(School of New Medi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ed a dispute over 200 years ago on the wording of “plan to go” versus “go in person” inAnPeach-blossom Spring. Later, due to Qian Zhongshu’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 and a complete revision of the wording by various publications, the old dispute began to catch much attention again.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mploy ancient publications as evidence, enhanced by reasons and logic, backed by handed-down ancient calligraphy, and undertake a perspective of contextual analysis to reach a conclusion: Qian Zhongshu’s reasons to support “plan to go” are skeptical whereas “go in person”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uthor’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contextually correct. In addition,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lists some language confusions caused by the revision to “plan to go” and advocates a return to “go in person”.

Key words: AnPeach-blossom Spring; Tao Yuanming; plan to go with pleasure; go with pleasure in person

【注释】

[1]作者简介:盛大林(1968—),男,河南信阳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主要从事互联网史、网络评论、文字学等方面研究。

[2]王应奎:《柳南随笔》,王彬、严英俊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三,第56页。

[3]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4]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1228页。

[5]顾广圻、:《百宋一廛赋》,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版,第1页、第12页。

[6]范宁:《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北京:《文史知识》1983年第8期,第4页。

[7]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83页。

[8](元)李公焕集录:《四部丛刊集部·笺注陶渊明集》,上海:商务印务馆民国十八(1929)年影印,第二册,卷五。此书为手抄影印本,“親”的左半部分“亲”写成了“耒”,此亦为抄写手误之一例。

[9](日)近藤元粹纯叔评订:《陶渊明集》,日本:青木嵩山堂梓明治二十七(1894)年版,第二册,卷五。

[10](清)吴楚材,(清)吴调候选:《古文观止》,新化三味堂重刊,下册,卷三,第14页。

[11]许啸天译注,沈继先校订:《古文观止》,上海:群学社民国十八年(1929年)版,第七集,第23页。

[12](晋)陶渊明:《陶渊明集》,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版,卷六,第46页。

[13]陶渊明著,群众编辑部校点:《陶渊明集》,上海: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民国十五年(1926年)版,第三辑第101页。

[14](晋)陶潜著、傅东华选注:《陶渊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1927年)发行,第45页。

[15](晋)陶渊明著,大新编辑部校点:《陶渊明集》,上海:大新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版,第三辑第101页。

[16]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页。

[17](清)吴楚材、(清)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册第291页。

[18]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19]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

[20]唐满先:《陶渊明集浅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21]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22]金融鼎:《陶渊明集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23]魏正申:《陶渊明集译注》,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24]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

[2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共10册),第2447页。

[2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任诞第二十三,第751页。

[27]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28]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全二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0册,第4680页。

[29](元)脱脱等著:《宋史(简体字版)》,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卷三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五十一,第9443页。

[30]赵尔巽 等撰:《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册,第12997页。

[31]阙勋吾等译注,陈蒲清校订:《古文观止(言文对照)》,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6页。

[32]白化文:《桃花源记中的“规往”》,北京:《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第126页—127页。

[33]爱农:《“未果”是“没有结果”?》,上海:《咬文嚼字》2002年第10期第23页。

[34]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

[35]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扉页。

[36]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04页。

[37]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本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19年第4期,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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